新闻传播学科获奖作品的价值体认

#三大体系#作为学术评价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设立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是权威、公正、具备学术含量的重大奖项。在过去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确定的24个评奖学科中,新闻传播学共评出各级奖项77项,从政治立场、学术主张、立论依据、思想资源等方面来衡量,可以用“本土关怀”和“异域借鉴”两个词来概括。前者立足于本土新闻传播实践,后者重点在于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与理论。

新闻传播学主旋律特色

多年来,主旋律研究无疑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在历届评奖结果中也得到充分体现。这类研究主要是站在政党、国家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闻传播实践,总结新闻传播规律。南京大学丁柏铨等的《执政党与大众传媒:基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第六届,著作二等奖)代表了此类作品的思想性和学术高度。该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础,并将之运用于我们党领导新闻传播事业的具体实践中。

北京大学程曼丽等的《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第七届,著作三等奖)无疑也体现出强烈的主旋律色彩。该著作梳理了对外传播的历史和现状,辨析了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等核心概念,探讨了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和国家软实力的关系,试图由此建立起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理论学说。

我国新闻理论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探讨和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六届,著作一等奖)代表了此类研究成果。作者深入浩如烟海的马恩原著以及相关史料之中,梳理、撷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精神交往的论述。暨南大学教授支庭荣的《传播逻辑中的人类自省——马克思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与影响》(第七届,论文三等奖)着重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观点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影响和贡献。清华大学教授曹书乐的《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第七届,著作三等奖)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媒体和传播研究的影响,试图寻找贯穿于其中的历史脉络。

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互动

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互动研究主要包括在改革开放以及社会变革大背景下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特别聚焦新闻传播如何改变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先后获奖的5项研究报告基本上是上述研究逻辑在应用性问题上的延伸。丁柏铨等撰写的《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第四届,著作三等奖)无疑是此类研究中的佳作。这项调查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入世”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影响的一些思考角度和框架,唤起了人们有关“入世”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影响和冲击的紧迫感,促使人们思考和解决羁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一些障碍。

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新闻传播事业改变着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云南大学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第五届,著作三等奖)和浙江大学吴飞的《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第六届,著作三等奖)两部著作触及这一因为传播而迅速变化的少数民族生活领域。

社会变革与新闻传播业的互动不仅促进社会发展,还对新闻传播业构成影响。北京大学王维佳的《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第七届,著作三等奖)敏锐地切入这一研究领域,提出了作为传播的劳动这一命题。

基础教材和新闻传播史论建设

新闻传播学教育迅猛发展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推动相关教材建设的起步和建设,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教材建设。获奖作品中,前者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刘明华的《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第二届,著作三等奖)、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届,著作一等奖)、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第四届,著作二等奖)、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第二届,著作二等奖)等。这些教材搭建起了相关课程或者学科的基本知识框架,满足了当时相关教学的需要。

在基础教材建设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一些立足中国本土思想资源,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新闻传播史论专题研究开始出现。如南京师范大学倪延年的《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5卷本)(第六届,著作二等奖)、安徽大学王天根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第六届,著作二等奖)、吴永贵的《民国出版史》(第七届,著作三等奖)等。

此外,体现较高学术水平的新闻传播史专著也不断出现。如暨南大学刘家林的《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获得第六届著作二等奖。其共同特点是史料充分、史论兼修。

国际视野下的新闻传播史论专题研究

历届获奖作品中,新闻传播史论专题研究占据了突出地位,可以明确归为这类研究的有30项以上,其中一部分研究立足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域外。这些作品侧重与世界对话中寻找中国新闻传播问题的解决思路,或者以一种全球眼光探讨新闻传播相关问题。

复旦大学黄旦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第五届,著作三等奖)是对新时期新闻业变革的一种呼应,也是对传统新闻理论的反思和总结。西南政法大学柯泽的《理性与传媒发展》(第六届,著作三等奖)则是从新闻业与外部关系的协调与冲突中探寻新闻业发展的规律,建立了一套理性主义新闻学理论框架。

武汉大学单波的《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第六届,著作三等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专著,探讨如何消除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如何建立跨文化传播中的有效机制。

南京大学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第四届,著作三等奖)探讨了美国传播学神话拼凑完成的历程,尤其探讨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美国传播学神话的历史勾连,又从历史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对美国传播学神话拼凑完成的历史进行了无情批判。

新媒体背景下的学科前沿

随着国际学术互动交流的不断深化,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积极引进介绍一些国际前沿新闻传播学科研究领域。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在上述领域处于前沿。在第六届和第七届评选中,该院有四部类似著作获奖。其中,李岩的《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试图超越媒介立场,站在批判者角度去建立一套关于媒介评价和批判的理论话语体系,其核心指向是媒介表达的含义以及受众理解的可能性。吴赟的《文化与经济的博弈》则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出版经济学理论,试图解释出版业如何在自身与文化、市场、道德、政治之间的冲突中寻求妥协和平衡。邵培仁、杨丽萍的《媒介地理学》更多地基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和本土媒介体验,在此基础上拉开了研究媒介地理学的开放性视野。

暨南大学刘涛的获奖著作《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在国内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美国和西方新兴的环境传播概念和理论。中国传媒大学段鹏的《政治传播:历史、发展与外延》以教科书的方式比较全面地梳理和介绍了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历史,厘清了政治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政治传播与宣传和劝服的关系以及政治传播效果与测量,介绍了我国政治传播的物质基础和主要方式,提出了改进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聚焦以网络传播为标志的媒体技术进步,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这类研究中的获奖作品主要包括:浙江大学李杰等人的《中国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第五届,著作三等奖)、四川师范大学石磊的《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第六届,著作二等奖)等。

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变革,也开启了大规模、多层次新闻传播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序幕。尽管历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仅产生了不足百项奖项,但是这些获奖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是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产物。是新闻传播学学术内外交流、与世界先进思想和先进观念对话的产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几十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学术水平,蕴含着富有时代特色的学术努力和价值追求。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16日第1968期 作者:柯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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